第一百章：黑山革新（七）礼法之议
于正在黑山率先治“法”，此等前无古人之事虽凭权威压服了内部物议，但免不了外部的议论非非。
这第一个，便是离着黑山最近的山下邑，弘毅大夫闻言此事，却是亲自上门来劝。还不及端坐互相见礼，弘毅大夫便痛心疾首地言道：
“子敬，此事你做的未免太过孟浪了，先王之制斯为美，岂可轻废。”
于正见此，则是淡然见礼，答曰：“法出于礼，黑山治法非为废礼也，只是在礼的基础上再加以规范一二。”
在于正看来，夏商与西周的法，是一种完全依附于礼的法。诚然，在一定时期，这种“礼法”制度确实起到了积极的作用，维护了社会稳定。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，这种“礼法”制度在形式上偏于保守，内容上过于陈旧，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变革的新形势了，所以他才要“治法”。
不过为了让此时的社会更容易接受，也考虑到好友的关切心情。于正还是避重就轻地言道：
“不学礼无以立，礼是为人之本，也是立足之本，正，旦夕不敢忘礼也。
然而时也易也，夏礼不足有商补之，商礼不足有周补之，正之所为，乃是补‘礼’之不足，以‘法’将模糊处规范，将错漏处校正。并将此公之于众，使人人知礼，人人守法。如此先王之制虽有稍改，但周室却可千秋永续，此治世之道也。”
弘毅大夫与于正对坐，闻言却是脸色一黑，于正虽然善辩，但是在这一件事上，弘毅大夫却恪守“复礼”之道，根本不为所动。甚至认为于正想要改周公所制的周礼，未免有些得意忘形了。
他将黑山治法之事，归为三大严重错误，言辞犀利地一一指出。
“其一，氓隶之人亦知法度，如此，贵贱不分，民不畏其君，乾坤倒悬，此为一谬也；
其二，弃礼而征于法，如此，民不知礼，而尽成追利狡黠之徒，互相争利，此为二谬也；
其三，刑不可知，则威不可测，治民在威，不在刑。法之成文，公之于众，从此世上争诉不止，永无宁日，此为三谬也。
有此三谬，非治世之道，实乱世之道也。”
弘毅大夫是旗帜鲜明地反对把“法”明文公布出来，也反对把“法”从礼教中独立出来。
他认为，民众一旦知道了刑书的条文，就不会再看重道德，遵守礼仪，而会去“征于书”，去钻法律条文中的空子。从此，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而斤斤计较，甚至相互争诉，最终会导致天下大乱。
于正回忆后世的历史，这番话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。很多时候，的确是“道德礼教”让我们变得更为无私，更乐于助人，而“法”在明确物权的同时，则让我们更“自私”，更注重维护自己的利益。
比如于正在后世看到这样一个新闻，说两个老外比邻而居，一个老外院子里种了一棵果树，随着果树的长大，枝丫延伸到了邻居的院子里，于是两个邻居为此大打出手。
在法的概念里，由于对于物权有着明确的定义，所以人人注重的是对方有没有侵害到自己的利益，甚至那颗果树根本也没碍着邻居啥，只是稍微越过了墙而已，就被认定侵害到了自己的空间。而在礼的概念里，大家应该互相体谅，互相帮助，所以中国讲究“远亲不如近邻”。
想到此，对于弘毅大夫提到的一些弊端，于正也是能够同意的，后世为什么要进行思想品德教育，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呢，不正是因为法不是万能的嘛。
这让他有些醒悟，穿越者的自恋思维的确不可取，不是仅仅依靠“法治”，民众就必定景从，领地就能大治的，这是极其简单的想法。所以，在推行法治的同时，加强黑山领地内的“乡风文明建设”也是很有必要的。
“法”和“礼”不是绝对对立的关系，对于“礼”，要学后世的“去其糟粕，取其精华”，法是硬性的，礼是柔性的，软硬兼施才是大治之道。
于正出言同意了弘毅大夫的部分观点，言说自己一定会在治下加强“礼”的教育，然而弘毅大夫却是练练摇着头。他是要让于正收回此法，而不是仅限于稍稍让步，“弃法复礼”才是他的底线。
法让民众贵贱不分，只这一点，他就是容忍不了的。
对于这点，于正却是不能同意的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，“不别亲疏，不殊贵贱”，的确动摇了此时奴隶主贵族们的统治根基，然而这却是社会的进步所带来的，抵制社会的进步就是“”行为。
如今这个春秋时代，本就是个“礼崩乐坏”时代，是个天下大乱的时代，若是还守着原来那一套，别提富国强兵，就是闭关自守，保持祖宗社稷都做不到。
面对这个时代的变化，有两种人，一种人便如孔子，讲究“克己复礼”，想要通过恢复先王之制，来结束天下大乱。另一种便是李俚一类，想要通过“变法”，来结束天下大乱。
两类人都是欲要“平定天下”的志士仁人，也都只是维护自身统治阶级，有着明显局限性的古人。
孔子是活在奴隶制变革时期的人，他的“礼”从根源上就是树立一种等级。而李俚的“法”，同样也是树立新兴贵族阶级的统治地位和等级。
想到“统治”二字，于正的思路便豁然开朗：是啊，无论“法”也好，“礼”也好，不过都是统治工具罢了，哪个能更好地为他的统治服务，他便用哪个，就这么简单。
礼教是阶级统治工具，讲究君君臣臣，父父子子，维护着封建王朝的统治。其实法律也是，它看似是公共意志的体现，其实在历史上也只是某一阶级的公共意志而已。
他又不是要建万世王朝，建万世不变之法，想这么多干什么，礼也好，法也好，只要阻碍了时代的发展，那必然是要被不断完善的。
若是在“革新”和“复礼”中让他选一个，那他自然会站在“革新”这一边的。
送走了面色不郁的弘毅大夫，于正心中有些无奈。即便是圣明如孔圣人一般，在得知晋国铸造刑鼎的举动后，也预言说这是亡国之举：“晋其亡乎！失其度矣。”
“今弃是度也，而为刑鼎，民在鼎矣，何以尊贵？贵何业之守？贵贱无序，何以为国？”
孔圣人尚且如此，对于弘毅大夫的举动，于正也不是不能理解的。不过他认为，“反对自反对，批评自批评，只要是时代迫切需要的，终将会把礼治社会演变为法治社会。”
因为此事，他与至交弘毅大夫有些失和，这不免另他有些沮丧。
若是小事，大家不妨各退一步，而现在，他们都认为自己所坚持的才是大道，于正是有着后世的历史知识，而弘毅大夫是有前史为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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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第一个，便是离着黑山最近的山下邑，弘毅大夫闻言此事，却是亲自上门来劝。还不及端坐互相见礼，弘毅大夫便痛心疾首地言道：
“子敬，此事你做的未免太过孟浪了，先王之制斯为美，岂可轻废。”
于正见此，则是淡然见礼，答曰：“法出于礼，黑山治法非为废礼也，只是在礼的基础上再加以规范一二。”
在于正看来，夏商与西周的法，是一种完全依附于礼的法。诚然，在一定时期，这种“礼法”制度确实起到了积极的作用，维护了社会稳定。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，这种“礼法”制度在形式上偏于保守，内容上过于陈旧，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变革的新形势了，所以他才要“治法”。
不过为了让此时的社会更容易接受，也考虑到好友的关切心情。于正还是避重就轻地言道：
“不学礼无以立，礼是为人之本，也是立足之本，正，旦夕不敢忘礼也。
然而时也易也，夏礼不足有商补之，商礼不足有周补之，正之所为，乃是补‘礼’之不足，以‘法’将模糊处规范，将错漏处校正。并将此公之于众，使人人知礼，人人守法。如此先王之制虽有稍改，但周室却可千秋永续，此治世之道也。”
弘毅大夫与于正对坐，闻言却是脸色一黑，于正虽然善辩，但是在这一件事上，弘毅大夫却恪守“复礼”之道，根本不为所动。甚至认为于正想要改周公所制的周礼，未免有些得意忘形了。
他将黑山治法之事，归为三大严重错误，言辞犀利地一一指出。
“其一，氓隶之人亦知法度，如此，贵贱不分，民不畏其君，乾坤倒悬，此为一谬也；
其二，弃礼而征于法，如此，民不知礼，而尽成追利狡黠之徒，互相争利，此为二谬也；
其三，刑不可知，则威不可测，治民在威，不在刑。法之成文，公之于众，从此世上争诉不止，永无宁日，此为三谬也。
有此三谬，非治世之道，实乱世之道也。”
弘毅大夫是旗帜鲜明地反对把“法”明文公布出来，也反对把“法”从礼教中独立出来。
他认为，民众一旦知道了刑书的条文，就不会再看重道德，遵守礼仪，而会去“征于书”，去钻法律条文中的空子。从此，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而斤斤计较，甚至相互争诉，最终会导致天下大乱。
于正回忆后世的历史，这番话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。很多时候，的确是“道德礼教”让我们变得更为无私，更乐于助人，而“法”在明确物权的同时，则让我们更“自私”，更注重维护自己的利益。
比如于正在后世看到这样一个新闻，说两个老外比邻而居，一个老外院子里种了一棵果树，随着果树的长大，枝丫延伸到了邻居的院子里，于是两个邻居为此大打出手。
在法的概念里，由于对于物权有着明确的定义，所以人人注重的是对方有没有侵害到自己的利益，甚至那颗果树根本也没碍着邻居啥，只是稍微越过了墙而已，就被认定侵害到了自己的空间。而在礼的概念里，大家应该互相体谅，互相帮助，所以中国讲究“远亲不如近邻”。
想到此，对于弘毅大夫提到的一些弊端，于正也是能够同意的，后世为什么要进行思想品德教育，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呢，不正是因为法不是万能的嘛。
这让他有些醒悟，穿越者的自恋思维的确不可取，不是仅仅依靠“法治”，民众就必定景从，领地就能大治的，这是极其简单的想法。所以，在推行法治的同时，加强黑山领地内的“乡风文明建设”也是很有必要的。
“法”和“礼”不是绝对对立的关系，对于“礼”，要学后世的“去其糟粕，取其精华”，法是硬性的，礼是柔性的，软硬兼施才是大治之道。
于正出言同意了弘毅大夫的部分观点，言说自己一定会在治下加强“礼”的教育，然而弘毅大夫却是练练摇着头。他是要让于正收回此法，而不是仅限于稍稍让步，“弃法复礼”才是他的底线。
法让民众贵贱不分，只这一点，他就是容忍不了的。
对于这点，于正却是不能同意的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，“不别亲疏，不殊贵贱”，的确动摇了此时奴隶主贵族们的统治根基，然而这却是社会的进步所带来的，抵制社会的进步就是“”行为。
如今这个春秋时代，本就是个“礼崩乐坏”时代，是个天下大乱的时代，若是还守着原来那一套，别提富国强兵，就是闭关自守，保持祖宗社稷都做不到。
面对这个时代的变化，有两种人，一种人便如孔子，讲究“克己复礼”，想要通过恢复先王之制，来结束天下大乱。另一种便是李俚一类，想要通过“变法”，来结束天下大乱。
两类人都是欲要“平定天下”的志士仁人，也都只是维护自身统治阶级，有着明显局限性的古人。
孔子是活在奴隶制变革时期的人，他的“礼”从根源上就是树立一种等级。而李俚的“法”，同样也是树立新兴贵族阶级的统治地位和等级。
想到“统治”二字，于正的思路便豁然开朗：是啊，无论“法”也好，“礼”也好，不过都是统治工具罢了，哪个能更好地为他的统治服务，他便用哪个，就这么简单。
礼教是阶级统治工具，讲究君君臣臣，父父子子，维护着封建王朝的统治。其实法律也是，它看似是公共意志的体现，其实在历史上也只是某一阶级的公共意志而已。
他又不是要建万世王朝，建万世不变之法，想这么多干什么，礼也好，法也好，只要阻碍了时代的发展，那必然是要被不断完善的。
若是在“革新”和“复礼”中让他选一个，那他自然会站在“革新”这一边的。
送走了面色不郁的弘毅大夫，于正心中有些无奈。即便是圣明如孔圣人一般，在得知晋国铸造刑鼎的举动后，也预言说这是亡国之举：“晋其亡乎！失其度矣。”
“今弃是度也，而为刑鼎，民在鼎矣，何以尊贵？贵何业之守？贵贱无序，何以为国？”
孔圣人尚且如此，对于弘毅大夫的举动，于正也不是不能理解的。不过他认为，“反对自反对，批评自批评，只要是时代迫切需要的，终将会把礼治社会演变为法治社会。”
因为此事，他与至交弘毅大夫有些失和，这不免另他有些沮丧。
若是小事，大家不妨各退一步，而现在，他们都认为自己所坚持的才是大道，于正是有着后世的历史知识，而弘毅大夫是有前史为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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