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九十四章：黑山革新（一）军功授田
经此血与火的一役之后，整个临虑邑的狄人被彻底清除，城邑以及周边的广阔土地都控制在了黑山联军的手中。
消息传出，也让附近的狄人城邑对黑山军的实际兵力有了更加错误的判断。“十则围之”，黑山军只用不到十天的时间就攻陷了守备严密的临虑邑，说明黑山军的军伍人数根本不是之前情报所说的三千余人，而是很可能有近万大军。
安阳邑的那三千狄人败军就更不敢轻举妄动了，连着朝歌、中牟、邯郸等地也是加紧了自家城邑的防备，却没人敢再来讨教一二。只等讨伐了卫国五鹿邑的大军回来，再做计较。
一时间，此片地域倒是出现了有些奇诡的平静氛围。
既然仗一时是打不起来了，那战后的利益分配便成个当下急需解决的大问题。一方面是黑山联军三家间的利益分配，主要是土地和人口；另一方面则是于正军中内部的分配，主要是军功和爵位。
黑山联军三家的利益分配好解决，于正作为名义上的盟主，出力又最多，对此事有着一定的决定权，他也不计较吃些小亏。
公子康的家臣羊角殊提出，他们在山中的康邑既没有于正石城邑造纸的商贸收入，又没有铁器可以帮助他们开垦山林田地，生活十分艰难，因而提出希望在平原地带取得一块领地，作为家邑。
于正立马就同意了，甚至把刚攻下来的临虑邑都整个拱手让给了这位名义上的公子。当然作为利益交换，公子康在临虑邑人口的分配上要让出部分利益给于正。
最后三人经过协商，总算达成了一致，划分了此战的“蛋糕”。
公子康，得到临虑邑城池和周边三十里的领地，以及一万两千人口，让出黑山上的康邑给于正大夫。
弘毅大夫，得到山下邑外二十里的领地，以及一万五千人口。
于正大夫，得到公子康的康邑，以及一万五千人口。
其余战利，三家平分，如此三家皆大欢喜。
于正不贪恋临虑邑的土地，是因为此地处于安阳、中牟、朝歌等狄人城邑的环伺之下，明显是个是非之地，不符合于正猥琐发育的要求。所以他只取其民，而谦让其地，还赢得个美名，一举两得。
三家的利益分配好解决，真正的难题却是内部的分配问题。这几日来，于正一直在为战后如何分功之事而苦恼。
于正的步徙军卒，自漕邑成军以来，一路经过漕邑之争、浚邑和帝丘的复土战争，以及此次的临虑邑大战，已正成为一支可战之师。
许多人不断积功累加，如今不少步徙已经可以兑换一次一等功的功勋奖章了。按于正之前跟他们的约定，也就是说，他们可以正式被提拔为“士”，以后子孙后代也都是“士人”阶级了。
经过西门吉的报功申请和计察的核实统计，这一次能够晋升为“士”的军卒，足足有二十三人之多，也算开创了此时士人晋升人数之最。
按照此时的礼制规矩，“士食田”，既然步徙们晋升为“士”了，那就需要分封给他们田地。之前在黑山上因为可开垦的田地不够，所以对晋升的几人没有立马实行分封，众人也能理解。而如今，又有二十几人得以晋升，这些人已然形成了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和圈子，不能再冷处理。
按于正的意思，分封制度自然是有局限性的，不如后世的集权制和郡县制，可以将土地、民众都集中都在自己手里，无疑更能凝聚力量。
但是考虑到时代的局限性和手下们的军心，于正还是决定要实行一定程度的分封，但要实行的无乃是折中之策，是阉割版本。
于正可以容许自己的领地里出现一些地主阶级，但绝不容许出现所谓的封君，这是他的底线。而且这事此时做来，要比以后再做时机要好。势力发展越大，内部的反对力量也就越多，如今，一切还都在于正可控之中。
他将端木容和西门吉找来，将自己的想法与他们详细说了。二人一方是军头，管理着军队，一方是民事，将来授田之事还要布政司来配合实施，可谓与此事息息相关。
闻言，西门吉却道：“若公然如此表示，恐怕将士们心寒，家臣们失望，还望主君三思啊。”
端木容则更加圆滑，说道：“我闻南蛮的楚国前代二君兼并周边国土后，在国内推行了郡县制，莫非主君是要借鉴此法？可是中原诸国尚没有此事，不从诸夏之法而效法蛮夷，恐怕会给主君招来非议啊。”
言下之意，他也不太同意。不过想比西门吉直白的说法，他采取了更婉转的措辞，还举了实例。
话是没错的，楚国是中原各国认为的蛮夷，一个蛮夷国家的制度有什么好学的呢？这恐怕是此时诸夏各国的主流看法。
可是于正的底线已定，却是不为所动。因为他知道，正是像楚国、秦国这样被诸夏们认为是南蛮和西鄙的国家，后来都成功崛起了，一个北窥中原，一个东出函谷，打得中原国家连连割地求和，而像宋国、鲁国这样的礼仪之国却是早早灭亡了。
“此议已定，绝无更改可能。二位既然为我家臣，还是想想怎么把此议推行下去吧。”
于正采取的是折中的办法，不再采用井田制，而是采用授田制。原则上废除了分封制，实行直辖治理，取消了封建领主的政治、经济特权，打破了“井”为单位的“井田制”的疆界。
步卒们晋升为士之后，依然可以军功授田，赏田一顷（周制），但是只限于雇用他人耕种，却不能豢养奴仆，且军功田也是一样要依法纳税。
相比于此时的制度，于正的新制有几点不同：
一是“平赋税”，按田亩计征纳税。不仅取消了贵族领主和农民不平等的税收制度，实现公平纳税，按田亩纳税的制度。
二是“抑兼并”，通过军功授田可以获得土地，但不允许土地买卖，只允许土地租佃。确保了军卒们的田地不会被豪强们给巧取豪夺了，同时也抑制军卒们发展为本地的豪强。
三是解放“自耕农”，摆脱贵族的人身束缚关系。领主—农奴关系变成了官府—农民的关系，农奴人身自由获得解放，劳动时间由自己支配，摆脱了强迫劳动的束缚。农民成为官府的属民，属民向官府纳税，而不再是分封贵族领主的属民。
于正打定主意，这次要做一次“礼崩乐坏”之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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消息传出，也让附近的狄人城邑对黑山军的实际兵力有了更加错误的判断。“十则围之”，黑山军只用不到十天的时间就攻陷了守备严密的临虑邑，说明黑山军的军伍人数根本不是之前情报所说的三千余人，而是很可能有近万大军。
安阳邑的那三千狄人败军就更不敢轻举妄动了，连着朝歌、中牟、邯郸等地也是加紧了自家城邑的防备，却没人敢再来讨教一二。只等讨伐了卫国五鹿邑的大军回来，再做计较。
一时间，此片地域倒是出现了有些奇诡的平静氛围。
既然仗一时是打不起来了，那战后的利益分配便成个当下急需解决的大问题。一方面是黑山联军三家间的利益分配，主要是土地和人口；另一方面则是于正军中内部的分配，主要是军功和爵位。
黑山联军三家的利益分配好解决，于正作为名义上的盟主，出力又最多，对此事有着一定的决定权，他也不计较吃些小亏。
公子康的家臣羊角殊提出，他们在山中的康邑既没有于正石城邑造纸的商贸收入，又没有铁器可以帮助他们开垦山林田地，生活十分艰难，因而提出希望在平原地带取得一块领地，作为家邑。
于正立马就同意了，甚至把刚攻下来的临虑邑都整个拱手让给了这位名义上的公子。当然作为利益交换，公子康在临虑邑人口的分配上要让出部分利益给于正。
最后三人经过协商，总算达成了一致，划分了此战的“蛋糕”。
公子康，得到临虑邑城池和周边三十里的领地，以及一万两千人口，让出黑山上的康邑给于正大夫。
弘毅大夫，得到山下邑外二十里的领地，以及一万五千人口。
于正大夫，得到公子康的康邑，以及一万五千人口。
其余战利，三家平分，如此三家皆大欢喜。
于正不贪恋临虑邑的土地，是因为此地处于安阳、中牟、朝歌等狄人城邑的环伺之下，明显是个是非之地，不符合于正猥琐发育的要求。所以他只取其民，而谦让其地，还赢得个美名，一举两得。
三家的利益分配好解决，真正的难题却是内部的分配问题。这几日来，于正一直在为战后如何分功之事而苦恼。
于正的步徙军卒，自漕邑成军以来，一路经过漕邑之争、浚邑和帝丘的复土战争，以及此次的临虑邑大战，已正成为一支可战之师。
许多人不断积功累加，如今不少步徙已经可以兑换一次一等功的功勋奖章了。按于正之前跟他们的约定，也就是说，他们可以正式被提拔为“士”，以后子孙后代也都是“士人”阶级了。
经过西门吉的报功申请和计察的核实统计，这一次能够晋升为“士”的军卒，足足有二十三人之多，也算开创了此时士人晋升人数之最。
按照此时的礼制规矩，“士食田”，既然步徙们晋升为“士”了，那就需要分封给他们田地。之前在黑山上因为可开垦的田地不够，所以对晋升的几人没有立马实行分封，众人也能理解。而如今，又有二十几人得以晋升，这些人已然形成了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和圈子，不能再冷处理。
按于正的意思，分封制度自然是有局限性的，不如后世的集权制和郡县制，可以将土地、民众都集中都在自己手里，无疑更能凝聚力量。
但是考虑到时代的局限性和手下们的军心，于正还是决定要实行一定程度的分封，但要实行的无乃是折中之策，是阉割版本。
于正可以容许自己的领地里出现一些地主阶级，但绝不容许出现所谓的封君，这是他的底线。而且这事此时做来，要比以后再做时机要好。势力发展越大，内部的反对力量也就越多，如今，一切还都在于正可控之中。
他将端木容和西门吉找来，将自己的想法与他们详细说了。二人一方是军头，管理着军队，一方是民事，将来授田之事还要布政司来配合实施，可谓与此事息息相关。
闻言，西门吉却道：“若公然如此表示，恐怕将士们心寒，家臣们失望，还望主君三思啊。”
端木容则更加圆滑，说道：“我闻南蛮的楚国前代二君兼并周边国土后，在国内推行了郡县制，莫非主君是要借鉴此法？可是中原诸国尚没有此事，不从诸夏之法而效法蛮夷，恐怕会给主君招来非议啊。”
言下之意，他也不太同意。不过想比西门吉直白的说法，他采取了更婉转的措辞，还举了实例。
话是没错的，楚国是中原各国认为的蛮夷，一个蛮夷国家的制度有什么好学的呢？这恐怕是此时诸夏各国的主流看法。
可是于正的底线已定，却是不为所动。因为他知道，正是像楚国、秦国这样被诸夏们认为是南蛮和西鄙的国家，后来都成功崛起了，一个北窥中原，一个东出函谷，打得中原国家连连割地求和，而像宋国、鲁国这样的礼仪之国却是早早灭亡了。
“此议已定，绝无更改可能。二位既然为我家臣，还是想想怎么把此议推行下去吧。”
于正采取的是折中的办法，不再采用井田制，而是采用授田制。原则上废除了分封制，实行直辖治理，取消了封建领主的政治、经济特权，打破了“井”为单位的“井田制”的疆界。
步卒们晋升为士之后，依然可以军功授田，赏田一顷（周制），但是只限于雇用他人耕种，却不能豢养奴仆，且军功田也是一样要依法纳税。
相比于此时的制度，于正的新制有几点不同：
一是“平赋税”，按田亩计征纳税。不仅取消了贵族领主和农民不平等的税收制度，实现公平纳税，按田亩纳税的制度。
二是“抑兼并”，通过军功授田可以获得土地，但不允许土地买卖，只允许土地租佃。确保了军卒们的田地不会被豪强们给巧取豪夺了，同时也抑制军卒们发展为本地的豪强。
三是解放“自耕农”，摆脱贵族的人身束缚关系。领主—农奴关系变成了官府—农民的关系，农奴人身自由获得解放，劳动时间由自己支配，摆脱了强迫劳动的束缚。农民成为官府的属民，属民向官府纳税，而不再是分封贵族领主的属民。
于正打定主意，这次要做一次“礼崩乐坏”之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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